中文系能不能培养作家？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东西、孙甘露、毕飞宇、李洱、乔叶对谈现场 摄影：史鸣威
找到自己，是最好的事情
在带博士生的时候，毕飞宇发现一件事：学生很好，但总在焦虑一件事：怕把小说写坏了。
“我就问，你为什么不能写一个坏小说？”
毕飞宇认为，学生时期，尝试那些不成功的坏小说，并没有什么不好。“你要勇敢，勇敢地解放自己的内心，勇敢地粉碎原有的自我，勇敢地敲碎你以往建立起来的有关小说美学的那些原则，然后你就在写坏的时候，找到了自己。你知道自己是谁，这比什么都好。”
“你们都才20、30岁，好小说可以放到40、50、60，甚至70、80、90都不晚。”毕飞宇现场“喊话”学生们，“不要急于写出好小说。要逼着自己从坏小说开始写。你把坏小说写痛快了，你也许就可以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，你会发现自己站在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你会诧异、错愕，那也许就是好小说的起点。”
“在谈到文学写作教育时，我们应该有一种危机感。”李洱注意到，当下我们有很多文学知识教育，但学生们已经不习惯用一种语言去准确描述自己的心理，去讲述自己的故事，“我们可能有很多理性经验，但我们的感性经验变弱了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已经很难写出自己的真话。”
在这个意义上，李洱也希望由作家带来的文学写作教育提供一种新的可能——在理性知识传承之外，也激活年轻一代的感性经验表达，“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够写出他们真实的心理，讲出他们自己的故事。”
今年正值南京大学文学院建院110周年。在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、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董晓看来，语文学的意义，就是在民族语言、文学、艺术和文化的诠释中彰显民族精神的精髓，探寻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，为人类精神家园的建构奉献我们民族的独特智慧。“这应当是所有中文人的使命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