伊斯玛依尔·卡达莱“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，在死地上养育出丁香，扰混了回忆和欲望，用春雨惊醒迟钝的根。”
卡达莱的主人公们常有着纤弱敏感的神经，如哈姆雷特般踟蹰犹豫，也正是如此，他的主人公们必然需要一个情感联结的对象。当然，这种联结不一定非得是爱情。《梦宫》中没有爱情的一席之地，主人公马克-阿莱姆将家族的特立独行者——库特视为精神偶像。这位小舅有着“一头金发，淡颜色的眼睛，蓄着浅红色的胡子”，被视为家族的野玫瑰，有着自由的灵魂、深厚的学识、犀利的见解。可以说，他是阴霾中的一抹光亮。
无论是庇护血债者的数千座石楼，还是令人眩晕的庞大梦宫，抑或是欧洲大陆的豪华酒店，都毫无例外地被冰冷荒凉的气候笼罩，成为人物无法抗衡其命运的见证者和冷眼旁观者。卡达莱惯用雾气、雨雪等元素来修饰他的文本空间，甚至太阳都是“枯燥无味”的，干冷的风更是常态。
除了细腻构建的空间之外，悬念的设置也是卡达莱的拿手好戏。在他的作品中，悬念不仅是增添可读性的佐料，更有着令伪装消失的功效。因为，在卡达莱的虚构世界中，现实一开始总是以假面示人，来隐藏自身的血腥残忍。
《破碎的四月》一开篇，便端出“法典”的威严。山民的严格遵守，更是为“这出戏”增添了古希腊悲剧式的宏大感。因此，当作为文化名流的贝西安针对法典的美学侃侃而谈时，似乎并不显得那么可憎。他深入分析“法典”，但并不进行价值判断，他唯一的判断是模棱两可的：“对于它不能问是好还是坏，如同小孩子问事那样。恰似每件庄严的事物，法典是远远凌驾于好或恶之上的。”但，随着卡达莱搬出另一个关键人物——为统治阶级效力的“血的管家”，通过描写他的心理活动，敲碎了法典的庄严外壳，令其露出利益熏心的面目。伪装褪去，阴谋暴露，没有人会不同意医生——法典的反对者，对贝西安的评判：“在死亡中您寻找崇高的主题，为您的艺术寻找美。您没有看见，这是一种杀人的美。”在这部机制运转着的齿轮中，“杀友之仇”成为扩大仇杀面积的关键轮齿，因为依据法典，任何一个敲门求宿的人都可被视作半个上帝的“朋友”。不得不说，法典是经过精巧设计的杀人机器，它最终的目的是收获血债人上缴的“血税”。整套制度是血的商业。
卡达莱擅长构建繁复精密的制度，又会设置契机剥去这层神秘感，揭露现实表皮之下的另一个现实。而人物的命运受到后者的操纵，这份宿命感又和一开始的宏大神秘相融。正是这种互相割裂又融合的特质令卡达莱的书写充满吸引力。正如作家本人所述：“我试图写出糅合宏大悲剧与荒诞叙事的样式”。《梦宫》描画的世界，乍看充满逻辑性：梦宫严格设计层层叠叠的官僚制度，用来采集、筛选、解析民众堪称海量的梦，定期从中挑出“特等梦”献给君主，而这个梦的分量达到足以左右君主的治国政策。制度之严谨，涉及人员之多，花费之大，令人咋舌。不过，制度本身，只是梦宫运行的表皮，在这之下，运作着另一种意图，前者演化为一个兴师动众的幌子，越是兴师动众，幌子的掩护就做得越好，表皮之下涌动的暗流也就越凶险。“特等梦”的产生甚至可以是半途中捏造的产物，它并不一定从指定的链条中产出。
如果说《破碎的四月》建立在真实存在的卡努法典的基础上，聚焦血债条款是影射阿尔巴尼亚人的生存现状；那么《梦宫》虽将时空建立在奥斯曼帝国时期，结合小说创作时间，也很容易被看出影射的是恩维尔·霍查的统治时代。相比前两部作品，卡达莱在《事故》中以一种高度浓缩的方式，关切着故国现状，述说它向西方靠近的过程和一路走来的挣扎。卡达莱的写作无疑是凝重的，但不失狡黠。面具脱落，阴谋露出可怕面目，人物们的心灵在悲哀中枯竭，但保持渴望，迎接自身悲壮命运的到来：
“窗外，什么东西在执著地呼唤着他。最后，他打破习惯，朝前探过身子。透过呼吸留在玻璃上的雾气，他发现自己正驶过中央公园。杏树开花了，他想。他被打动了。往常，看完外面吸引他的东西后，他会立即缩回角落。此刻，他几乎就要这么做了，但他发现自己不能。那里，几步开外，生命正在复苏：更加温暖的云朵、白鹤、爱情——所有这些他都一直视而不见，生怕自己会被它们从梦宫夺走。”
